北京那有专业治疗白癜风泰国的选举及其民主化进程
摘要
*、代议制被认为是民主制的核心,而公平、诚实、定期的选举,是民主制质量的决定性因素。然而从泰国近70年所举行的19次大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西方的民主理念和制度在这块土地上的实践,与鼓吹者所许之愿和民众的期盼相去甚远。在选举这个最广泛的民主动员过程中,选民未见预期的利益,反而目睹了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幕幕贿选、争斗甚至是暴力的阴暗面,其民主制的质量可想而知。这种选举滋生并培育了与民主对立的负面意识,成为威权*治生存和发展的沃土。因此,泰国的民主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。关键词:泰国;选举;民主化体现民主*治及实施民主*治机制的确立,绝不意味着民主已经实现。代议制是民主*治的核心制度,而选举则是能否体现代议制初衷的关键。亨廷顿总结了学者们对选举问题的倾向性意见: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。”[1]例如,约瑟夫(Joseph)认为,一个现代民主国家,如果它的多数最有影响的决策者是经过公平、诚实、定期的选举产生的,而在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竞选,并且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,这个国家即可视为具备了民主*体。[2]但是,从东亚国家、拉美乃至欧美已经冠以“民主化国家”的历史进程来看,问题并不那幺简单。就议会而言,且不论议员中有多少议员来自民选,多少来自任命,即使是全部议员由选举产生,也不可能因此得出一个“民主”或是“非民主”的简单结论。“民主制质量”问题,即能否实行真正体现公平、诚实,体现民意的选举,能否在民主机制的操作过程中真正体现民主制度的内涵,其重要性不亚于选举制度的确立。从1933年颁宪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至今,泰国一共举行了21次大选(包括2次补选)。①选民参选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。以全国平均比例计算为46 5%。投票比例最高的一次为63 56%(1988年7月24日),最低则仅为26 54%(1948年1月28日)。如以地区计算,差距则非常明显。最高的可达93%(1957年2月26日,北标府),而最低则仅仅为12 02%(1949年6月5日,乌隆他尼府,此次为部分地区补选,全国大选的最低比例为13 40%,1946年1月6日,素攀武里府)。详见下表:泰国1933-1996年大选投票情况统计资料来源
泰)朝瓦纳·德莱玛:《泰国66年民主基本资料》P印务社,1998,12,第122页。按照通常的理论及实践,在经济发达、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,选民的参与意识也应当比较高。曼谷是泰国惟一的一个大都市,是*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,人口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,第二大城市清迈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与之相去甚远,其它府、市的差距就更大了。然而曼谷的投票比例竟有7次处于最低水平,其中1979年4月的投票率仅为19 45%。尤其是最近的4次大选(1992年两次,1995年及1996年各1次),全国平均比例连续处于较高水平(与过去的比例相比较),有3次在62%以上,而曼谷反而连续4次最低,均在50%以下,这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也引起了泰国学者的关注。朱拉隆功大学*治学院院长素吉教授和宝萨教授指出,外府投票比例较高的原因并不是农民更关心选举,而是较容易动员。说服或雇佣他们前去投票,比说服或雇佣曼谷人更加容易。“农村的投票率比曼谷高的原因,是农民比曼谷人缺少自主性”。[3]与很多威权*治国家相同,选举是当代威权*权取得合法性的必要途径,因此,选举这个最民主的形式总是伴随着操纵、金钱、暴力等行为。从一定程度上说,上述投票情况的统计反映了泰国大选中的真实情况。选举中最常见的是设法操纵控制选民,一般是通过控制村长、地方势力人物等“票头”或是在地方有影响的寺庙住持。粟才博士这样描述地方势力操纵选举的状况:“竞选时要分区负责,要找到那些有影响的村长、区长、住持。其中住持最重要,学校的老师也很重要。要能跟住持及僧人拉上关系最有把握。比如住持可以召集寺庙管理委员会开会,他只要说某某要来帮助翻修寺庙的屋顶,为了寺庙的事,拜托各位了。如此这般,委员们便会分头为其拉选票。”[4]操纵选举中恐吓、强制甚至流血的命案时有发生。“一个校级警官为某大*拉票,他就在投票现场监控,看谁投哪个人的票。他要直接查看投票人的选票,有个选民没有投他支持的那个*,是个妇女,她正从画票的隔间往投票箱走,警官走过去把选票抢过来,随即撕碎扔掉,选举委员都看见了,但没人敢上前阻拦。”[4]不管是哪一级选举,贿选是最普遍的痼疾。粟才博士在90年代初对民众参与选举的情况作了一个详尽的调查。为了使调查具有科学、客观性,他首先按照司克斯和高菲(ScaseandGoffee)提出的参与者的分类方法,将被调查者分为4种类型:1.自谋职业者(self employed);2.小雇主(smallemployers);3.业主(owner controllers);4.实业家(owner directors)。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实施了他的田野调查研究。在他的地区选举调查中列举了地区选举中贿选的一些例子:“现在的选举,买选票成了传染病,连选村长都和选议员一样。”“虽不能说只要花钱就能取胜,但是看来要参选不花钱是不可能获选。”“竞选时能力和金钱缺一不可,但要是没有金钱支持,那就根本不可能当选。”[4]1992年以后,选举已经是产生*府的必由之路,但却未见有接近“公正和诚实”的迹象。相反,“贿选”这一大顽症,不论是金钱的数量还是贿选的范围,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。综合泰国学者有关的研究及笔者对此问题的思考,“贿选”的蔓延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
1)民众的参与和行使民主权力的意识淡薄。这是因为,“*府在这方面没有认真做过什幺深入持久的工作。人们觉得,参与的全部意义就是去投一张票。而*府只是鼓励人们去投票,其它则全然不提。选民大多数认为民主只有一件事,就是选举议员,选完就算尽了义务”。[5]既然如此,选谁不选谁并无区别,行贿买选票者自然占了上风。(2)选民亲身所能感受到的民主*治与其理论和候选人及当选议员的实际行为相去甚远。议员当选后,更多关心的是自己以及其核心利益集团的*治及经济利益。即使能为所在选区办一点事,其意图也在于更多地积累*治资本。而选民作为分散的个体,谁也无力改变这种状况。与其去投毫无意义的一票,还不如得到一点眼前的实惠。(3)虽然泰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,但分配不均的现象仍十分严重。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,特别是东北干旱地区,区区几百铢对选民仍有相当的吸引力。随着贿选金额的增加,有的地方已经出价到上千铢甚至几千铢,因此,受贿的范围也在随之扩大。(4)候选人通过地方势力集团控制选票。这些人一般是区长或村长,有的地区则是“教父”一类的地方恶势力介入,俗称“票头”。每次操纵选举,他们都可以从中获利,甚至成为一笔颇具规模的生意。(5)贿选成风,使得候选人相信,不用钱就根本没有希望当选,使选举进入恶性循环状态。从泰国的社会现状来看,只要这些刺激贿选的因素没有根本的改变,贿选之风就不可能有效地制止,而由此产生的选举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选举本身最直接的目标当然是能否产生真正代表民意的议员,但选举过程同时又是一次最广泛的民主动员,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,参选是其行使权力、参与*治的主要途径(如果不是惟一的话)。但是如果选举非但没有让选民们看到他们所预期的民主,没有给他们带来所预期的利益,反而让他们有机会目睹了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幕幕贿选、争斗甚至是暴力的阴暗面,选民自然会产生“*治疲劳症”,其选举质量可想而知。这种选举不仅没有培育出应有的民主意识,反而培育了与民主对立的负面意识。从泰国威权*治发展的历史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:沙立并非一步登天,他是在第二次*变后,非常体面地以收拾残局、稳定国家的救世主的形象出任总理的,赋予总理绝对权力的“宪法第7条”的出现,正是长期低质量的民主所致,其直接原因则是臭名昭著的披汶*府的贿选。一种*治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。西方的民主制度,特别是其中有决定性意义的选举,发展至今用了多长时间?走了一条什幺样的路程?以史为鉴,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。从世界民主发展的进程来看,可以说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确立了民主制度以后,即可以说实现了所谓的“民主”。民主从理念到制度,从制度到实践,从实践到落实,又到较为巩固,都有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。我们先以英国为例。英国是民主的发祥地之一,她的光荣革命奠定了议会制的基石。而在此后长达近150年的时间里,在实施这个民主机制的过程中的种种手段却是毫无民主可言,使得选举过程和议会等成为贵族们操纵的*治工具。控制选举权是操纵选举的最有效手段。英格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规定,各市镇、乡村的选举人资格不同,如选举权与产业挂钩、与某些税种联系等等,花样多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。选举权如此繁杂,惟一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选民的数量,以便使“选举”这个民主的形式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贵族们的利益。1715年,英国有选举权的选民只占4 7%,然而100多年后的1831年,1300万人口中只有35万人有选举权,仅占人口总数的2 6%,比100年前还要少!其它欧洲国家也有相似的历史。例如,在挪威,1814年时,只有一半的男子享有投票权;1867年,西班牙只有2 38%的人享有投票权;葡萄牙在1864年有投票权的人也只有11 1%。[6]在东亚国家,如日本,在开始选举的最初阶段,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。日本首次选举时规定,只有赋税在15日元以上者才有选举权,当时全国人口约400万,按照这个规定,有投票权者只占人口的1 25%。[7]在民主*治发展巩固的漫长历史中,“贿选”,这个在很多东亚威权*治国家长期蔓延的顽疾,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民主*治的发展。花钱买选票,并不是东亚后发展国家或其它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国家所特有的现象,也不是现代才有的事。17-18世纪,在民主的发祥地英国,就已经是司空见惯。选票和议席都可以待价而沽,像商品一样进行交易。这个简单的回顾所能给我们的提示是,民主*治,即使在她的发祥地都磕磕绊绊走过了相当长的历程,更何况在本来就水土不服的亚洲国家。尽管西方国家的很多*治家,甚至是学者,在评论亚洲一些后发展国家的民主进程时,常常忘记了他们自己并不太久远的民主进程的历史,对东亚国家动辄冠以“不民主”或“实现了民主”,但是,作为东亚人自己,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着更深切的洞察和理解。因为我们本能地对威权*治所赖以产生和赖以延续的土壤有着深切的察知,我们更应当对其顽强的生命力有足够的认识。广泛的、长期低质量的民主实践,也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:西方的民主,虽然在很多人眼里视为同人参一样的“大补药”,但并非虚弱者都适用,“虚不受补”者大有人在。从我们述及的泰国的情况乃至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可以看出,西方的民主理念和制度,在不同的历史及文化背景下,在不同社会发展条件的东亚国家中,大多数都与鼓吹者所许之愿和民众的期盼相去甚远。而威权*治的产生在这里却显而易见有其必然性,有其生存和发展亦肥沃的土壤,更何况执*者还通过发展经济加强了自己的社会合法性。西方的一批有识之士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。以约瑟夫(Joseph Gusfield)、瑞哈得(Rein hardbendix)等为代表的“现代化修正论”的学者们认为:“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,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面的,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,而且会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,譬如等级制度、种姓制度、家族因袭、裙带关系和门阀*治等就是如此。这些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相当多数新兴国家的特定国情。”[8]民主制质量与威权*治是一对相互依存、此消彼长的联体胎。我们从民主的诞生地欧洲国家的历史,如前述英国的历史及东亚国家,如菲律宾的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。因此,威权*治的产生和生存,从一定的意义上,可以说是由民主制质量的低下所导致出现的真空,成为威权*治生存和发展的舞台,低质量的民主强化了威权*治。这将对我们考察泰国的威权*治是否在“转型”,是否已经“进入了民主化阶段”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。注释:①此处的统计包括19次全国大选及2次补选(1946年8月5日在47个府及1949年在19个府中进行的补选)。参考文献:[1] Samuel,P. Huntingt ter Twenty Years
he Futureof the Third Wave[J].Journal of Democracy,8.4(1997):3-12.[2]Joseph, Schumpeter. Capitalism Socialismand Democracy [M].New York: Harperand Row,1976.[3](泰)素吉·彬朋甘,宝萨·蓬骄.泰国人行使投票权行为研究[M].曼谷:朱拉隆功大学出版社,1984.231.[4](泰)粟才·德里拉.选民、官员及民主制的巩固[J].(曼谷)社会学学报,1991,12(7):60-70.[5](泰)塔内·佳隆盟.查猜*府的*绩与教训[J].(泰国)社会学学报,1991,(12)6-7:35.[6]Payne,ainsnd Portugal[A].in ew(ed).Crisesof Political Developmentin Europeand the United States[C].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,1978.206-209.[7]Beasley, e Moden History of Japan[M].NewYork
raeger,1974.132.[8]塞缪尔·亨廷顿.变化社会中的*治秩序(中译本序)[M].北京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,1989.2.(责任梁利)收稿日期:2001-08-30作者简介:任一雄(1953-),男,山西文水人,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副教授、副院长、泰国研究所所长,法学博士,哈佛大学访问学者,研究方向为亚太*治与经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