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白斑病医院 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c%97%e4%ba%ac%e4%b8%ad%e7%a7%91%e7%99%bd%e7%99%9c%e9%a3%8e%e5%8c%bb%e9%99%a2/9728824?fr=aladdin朱熹原来是穷人
何况
我曾组织编撰《鹭岛清风：厦门历史名人勤廉故事读本》一书，交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年12月出版。因为朱熹首仕同安，且同安是他一生从*生涯中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，故请对朱熹素有研究的厦门著名作家萧春雷撰写了《朱熹：贫困与谣言中的圣贤》一文收入书中。
这是一篇为朱熹辩诬正名的雄文。文中关于朱熹的经济生活，以前
朱熹祖上曾经富裕过，至其祖父朱森以上“三世皆不仕”，到父亲朱松时已经破落。朱松说：“某少贫贱，进不能操十百之金，贸易取资，以长雄一乡；退不能求百亩之田，于长山大谷之中，躬耕以为养。自顾其家，四壁萧然，沟壑之忧，近在朝夕。”
北宋徽宗*和八年（年），朱松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，被任命为福建建州*和县尉。徽宗宣和五年（年），他举家迁闽时，抵押了老家最后的百亩田产，才筹得路费。徽宗宣和七年（年），朱松之父朱森卒于*和县，葬于护国寺西庑外的公共庙田，按朱熹的说法是“贫不能归，因葬其邑”。南宋绍兴十三年（年），朱松逝于建州（今建瓯），亦只能寄葬于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灵梵院侧。朱熹中年以后，才把朱松墓迁至崇安县寂历山中峰僧寺之北，此地墓田也不是朱熹所购置，而是其岳父刘致中赠与的。按旧时习俗，若非“贫不能归”，朱森、朱松都应归葬婺源。
通常的说法，朱熹一生“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于朝者四十日”，但据高令印教授统计，实际从*的时间仅七年，其官职和品级如下：主簿三年，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，知州、*三年三个月，侍讲四十日；左迪功郎二十二年，宣教郎十五年，朝奉郎七年，朝奉大夫二年。其中朝奉大夫是朱熹的最高官衔，正五品。
朱熹所任这些官职和品级的俸禄，史书记载不全，但可以拿北宋的进行参照：茶盐三十贯左右，知州、*最高六十贯，侍讲加十贯。高令印教授说，以上南宋少有增损；北宋迪功郎十二贯，宣教郎十五贯，朝奉郎三十贯，朝奉大夫三十五贯，以上南宋略有增损，“此数薪金，在为官期间，可以衣食丰足而略有剩余”。朱熹称为“俸余”。
官家生活原本富足，但朱熹偏偏有志于学，屡屡推辞朝廷的任命。不做官就没有官禄，朱熹只能靠“祠禄”维持较低水平的生活。
“祠禄”就是挂名主管某宫庙得到的俸禄，挂名不上班，收入大概是在职官员的二分之一，好处是“有官无职，有禄无事，住地听便”。像朱熹这样有志于学术的士大夫都想申请“奉祠”。据高令印教授统计，朱熹一生奉祠12次，累计21年10个月。祠官禄微，仅足全家米粮之用而已。到了南宋庆元二年（年），因为沈继祖上疏弹劾，朱熹被落职罢祠，再也没有祠禄了。
朱熹的收入来源，除了官禄与祠禄，还做点刻书售书生意，谓之“文字钱”。宋代建阳是中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，“建本”名气很大。朱熹自著之书自印销售，不许别人夺利；同时与门生一起开办书肆，刻印儒家经典销售，想增加一点经济收入，但似乎并不成功。朱熹在《答李伯谏书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子礼兄金，渠已认定还七月以后息钱矣。书肆狼狈日甚，深用负愧……”
萧春雷认为，朱熹的收入里，门生的学费应该算上一笔。孔子有弟子三千，朱熹的门生也不少，陆游在《方士繇墓志铭》中说：“朱公之徒，数百千人。”按陈荣捷教授的统计，朱熹门生共人。邓庆平先生又考定说，留有姓名的朱门弟子共人。按照儒门传统，朱熹可以收到一些学费，但到底有多少，因为缺乏资料，无法统计。
总之，朱熹一生过的是穷生活。但他并不以“穷”为耻，常常把“穷”字挂在嘴边。陈荣捷教授发现，朱熹文集中每每称穷，诸如“贱贫应举”、“穷居奉养”、“家贫累重”、“迫于养亲”、“贫病”、“穷居”、“贫病日侵”、“贫悴日甚”、“贫病殊迫”、“贫病支离”、“杜门窃食，贫病不足言”、“贫家举动费力”等等。因为贫穷，朱熹平日生活开支颇为俭用，所建武夷精舍，听上去高大上，实仅“小屋三数间”，后来徙居建阳考亭，也是“买得人旧屋”后添架“一小书楼”。
陈荣捷教授说：“从来我国哲人，如此贫穷之甚者，能有几人？”虽然朱熹常常为缺钱而烦恼，但这位儒学集大成者却说：“贫者士之常，惟当益坚所守，庶不坠先训为佳耳。”又对学生兼女婿*干说：“义命如此，只得坚忍耳。”
朱熹贫而守道，天下共仰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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